1909年5月5日，中島敦出生於東京市（現在的東京都東部一帶）四谷區一戶世代以製售諸侯肩輿為業的百姓人家。祖父中島慶太郎（字撫山）勵精漢學，先後開設漢學私塾“演孔堂”“幸魂教舍”，並著有《性說疏義》《演孔堂詩文》。其父中島田人身為漢學家和漢文教員，曾遠赴朝鮮半島及中國東北地區傳道授業。伯父中島端（字斗南），與清代大儒羅振玉等私交甚密，著有《斗南存稿》《支那分割的命運》。中島敦在伯父逝世後曾寫《斗南先生》紀之。此外，叔祖父中島榮之甫以及中島靖、中島竦兩位伯父也皆為漢學家。不過，中島敦日後高深的漢學造詣並非受家中長輩學教面授，更多的還是源於他本人對漢學的直率喜愛與驚人天賦。
說起日本漢學，不得不提及兩位重量級人物——夏目漱石和內藤湖南。前者被奉為日本“國民作家”，以《我是貓》《虞美人草》《心》等作品為中國讀者所熟知；後者是日本中國研究京都學派創始人之一，撰有《東洋文化史》《支那論》等力作。筆者在東京求學時曾在課堂上聽聞中文系某教授盛讚日本文人中唯漱石和內藤的漢詩“沒有日本味（日文：和臭なし）”。廖廖數語評點，足以彰顯其漢學實力之雄厚。
明治開國，日本政府推行近代化政策，舉國步入產業革命時代。擁有傳統日本精神且精通西洋技術法理的“和魂洋才”備受熱捧。除文學領域的漱石之外，還有細菌學家野口英世和著有《勸學》的教育家福澤諭吉等人皆可歸入此類。作為“和魂洋才”的語源，誕生於平安時代的“和魂漢才”則為大和魂與漢學才華的總稱，亦是日本思想史用語之一。可惜後來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軍潰敗。 “漢才”由此隱出歷史舞台，徒留“和魂”成為日本精神之象徵。
出生於明治末期的中島敦當時面對的便是這樣一個“罷黜漢學、獨尊洋術”的時代。據統計，中島一生遺留小說約二十篇、短歌約七百句、漢詩二十五首以及若干西洋譯作和旅行紀文。相較漱石和森鷗外等文學大家，中島絕對稱不上是一位多產的作者。然而，他的作品取材卻十分多彩遼闊。從描繪日本殖民統治之下朝鮮半島現狀的《巡查所在的風景》《虎狩》，到以埃及為舞台的《木乃伊》、發生在亞述的《文字禍》，以及和中國有關的《D市七月敘景（一）》《北方行》《我的西遊記》《山月記》《牛人》《名人傳》《盈虛》《弟子》《李陵》等，還有以薩摩亞為背景的《光風夢》和記錄南洋世界的《南島譚》《環礁》，作家憑藉自身真實遊歷及豐富想像為讀者構築了一方絢麗多姿的文學世界。
顛沛流離的個人生活
1920年，11歲的中島因父轉職之故隨行前往朝鮮京城（現在的首爾）。從入讀龍山公立尋常小學至17歲考入東京舊制第一高中（簡稱“一高”，現在的東京大學教養學部）歸國為止，他在朝鮮度過了近六年的少年時光。此外，中島還曾多次赴華旅行。當年就讀東京帝國大學（現在的東京大學）時，中島“熱衷跳舞、麻將。偶爾騎馬、登山、種花、養草，也參與棒球活動或吟誦短歌。喜歡音樂會和戲劇，且涉獵天文學。曾一度迷戀象棋，暑期讀盡江戶天才棋士天野宗步的所有棋譜。後自學拉丁文、希臘文、法文等。”（《中島敦年譜》）若非英年病逝，學貫中西的中島恐怕早已足跡遍布歐亞了吧。
中島曾在短文《誇耀故鄉》中透露自己對家鄉的情感——“生於東京。之後便四處流浪。因此，絲毫不理解（人們所說的）故鄉之情。每當遇見懷有猛烈愛鄉之心、同鄉間的團結力以及生活、言語上持有強烈鄉土色彩等的人，總會有一種羨慕驚嘆相雜的奇妙感覺。”在中島短暫的三十三載人生羇旅中，身近者相繼永別而自身又居無定所、浮萍飄零，令人不由湧起徒留人間的傷懷之感。作家畢生所著中對徒勞的抗爭和對無常的感嘆皆可追溯至此。然而，一味求索卻遲遲不得解的消極的行為習慣無可避免地阻礙了中島文學的發展與成熟。
南洋之行
所幸，作家在32歲那年迎來了自己文學創作生涯的重要轉折點——南洋之行。 1941年6月，中島得舊友釘本久春舉薦，作為南洋廳內務部地方科國語編修書記前往當時正處於日本委任統治之下的南洋。自19歲哮喘病發以來，中島的健康狀況一直時晴時雨，而日本關東一帶的嚴冬氣候更是不益休養。出發之前，他曾託書友人表示“為了逃脫哮喘，即將前往南洋（帕勞），月末起身。”此外，24歲入讀東京帝國大學研究生院（後中退）後不久，中島便在橫濱高等女子學校（現在的橫濱學園高中）謀得講師一職。儘管薄薪糊口，但隨著長子中島桓、次子中島格的相繼出世，舉家生計愈發捉襟見肘。為了支撐柴米生活，遠赴南洋倒也不失為一條出路。
雖然“一高”在學期間，中島敦已陸續發表了《某種生活》《爭吵》等短篇作品，但其真正意義上首次參加小說比賽的信心之作《虎狩》卻在《中央公論》 （1934年4月末出版）雜誌舉辦的評比中名落孫山。換言之，在32歲孤身前往南洋之前，中島一直游離於正統的日本文壇之外。此次奉職南洋恰好給他提供了一個去國離鄉、在遠方尋找自己未來詩文出路的好契機。
然而，正所謂“福兮禍之所伏”。登島伊始，痢疾、登革熱便接踵而至。南洋出乎意料的悶熱和高物價更是令人沮喪萬分。是年末，伴隨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中島居住的帕勞開始推行嚴密的燈火管制政策，物資匱乏狀況日益凸顯。就此，渴望能在南洋潛心創作的計劃徹底落空。在給妻子中島貴（音譯）的家書中，中島嘆息道——“什麼計劃都無法如期實行。（中略）到底該回到何處？我的家已經沒有了啊。”“為什麼我（們）無法按照自己所期望的去做？為什麼必須要離開本鄉町的家？為什麼不能在那個家中繼續過著和平的生活？”字裡行間溢滿了對命運的無力和對生活的徒勞感，令人聞之欷歔。
作為國語編修書記，中島主要負責編撰南洋孩童使用的日文國語等教科書。但他很快便厭倦了按部就班、論資排輩的官僚生活。昭和十年之後，日本進一步推行帝國主義政策。在南洋，中島見聞來自日本的校長、教師對南洋學生的皇民化教育。他在家信中袒露“這裡的公學校（當時日本在殖民地開辦的初等教育機構——筆者註）教育極其粗暴（更應該說是糟糕），（中略）我無法忍受將自己編寫的教科書用於實施如此教育的地方。（中略）總而言之，我來這裡是來錯了。無論是對南洋廳而言，還是對我自己來說。”
所幸，世間諸事往往又逃不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一語。儘管此次南洋之行的期盼全數落空，但中島敦卻意外地收穫了自己創作風格上的塵埃落定。在這片因搖擺於文明與野蠻之間而呈現出光怪陸離景色的土地上，中島敦生平初次體會到之前營營所求的“自我與世界”是何等蒼白脆弱！他在南洋系列作品《真晝》中如此寫道——
“你並沒有看見島民。只不過是看著高更畫作的複製品罷了。也沒有看見密克羅尼西亞。不過是看著重現了洛蒂和梅爾維爾描繪的玻里尼西亞的褪色風景罷了。……的確，未開化是不健康的。至少在現代而言。但是，即使如此，難道不比你的文明來得朝氣蓬勃嗎？不，健康不健康與文明還是未開化並無關係。不懼怕現實、不借助外物而是通過自己的眼睛去看清事物的人，無論何時何地都是健康的。”
1941年至1942年，日本舉全國之力發動侵略戰爭。提倡“文學愛國”的日本文學報國會便是在此時成立的。即使外部環境如此險峻，中島依舊敢於下筆將被統治者的社會文明置於自身文明之上，並在家書中大膽透露“我喜愛土人（即南洋當地人。該稱呼早已因帶歧視色彩而被棄用——筆者註）啊”的率真情懷。正是在南洋遭遇的一系列“不可解”的困惑最終促使中島放棄感官上的徒勞探索，轉而同世界、與自己握手言和。
歸國與離世
1942年3月4日，中島敦與摯友、著名民俗學者土方久功一起登船歸國。 7月中旬，他正式向南洋廳提交辭呈，立志今後要以寫文為生。這一年對中島而言，可以說是“碩果累累”。 《山月記》《文字禍》在雜誌《文學界》（2月號）上刊載，標誌著作家正式亮相日本文壇；《光風夢》成為第15屆芥川獎候補作品；7月號的《政界往來》刊登了《盈虛》《牛人》；隨後，《南島譚》由今日問題社出版；還有《弟子》《李陵》《名人傳》在此期間也相繼脫稿。
在歷經最初的試探迷茫和後來的掙扎徬徨之後，中島最終選擇了與《山月記》主人公李徵完全相反的道路，正式“棄政從文”並成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文壇新星。可惜，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南洋歸國當年十月，宿疾哮喘加劇引發心臟衰竭。 12月4日，中島敦在東京世田谷岡田醫院的病榻上永別人世，年僅33歲。
這位被譽為“芥川再世”的青年作家在初登文壇僅八個月時，創作生命便戛然而止。有人惋惜中島是生不逢時、命運多舛，一生伴隨一戰、西伯利亞出兵、九一八事變、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也有人感嘆他不曾恵遇像夏目漱石之於芥川龍之介那般的伯樂，最終只能煢煢子立、徘徊於主流文壇之外。中島逝世翌年，文學評論家中村光夫在《中島敦論》一文中盛讚他的作品是“與自然主義出現之後支配吾國文壇的私小說理想的正面對抗，是對故事與人性事實相結合的近代小說之正道的嘗試”，並嘆息中島之逝“對吾國文學界而言，是無法目測的巨大損失”“近年最值得惋惜的死”。
日本戰國時代三英傑之一的織田信長曾語“人生若一事不為，則太過漫長；如想成就一事，卻又過於短暫”。斯言誠然！對中島而言，這一生確是宛如曇花一現。離世前夕，臥病在床的小說家緊握愛妻之手，聲淚俱下道出“我想寫啊，我還想寫啊”“想將腦中的東西悉數傾吐出來啊”。在那個漢學退隱、戰爭為上的年代，中島敦的出現或許本可以為日本文壇乃至局部歷史帶來些許異聲與期冀。可惜，此類假設與期盼都隨著作家的驟然離去而悉數隱沒於茫茫天地之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