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证言》通常被看作是《使女的故事》续篇,并且是借着“使女”被影视化的契机而创作完成,但正如作者阿特伍德一直强调的,这么多年来,凭借《使女的故事》带给人的思考一直都没能脱离它所对应的现实语境,它的全球畅销是基于阅读者对一类文化乃至社会现象爆发式的关注,而这也敦促着作家需要对“使女”系列故事有所拓展,可以说《证言》的问世,便是对当下世界文化潮流的适时回应。
被奴役的性别与“使女”的叙述主要以使女奥芙弗雷德的视角展开不同,《证言》的视角是多重且彼此交错的,虽然仍以三位女性作为主要的叙述者,但叙事焦点已经由“使女”这一特定群体推及到基列共和国的各层面。也就是说,阿特伍德在这部新小说中需要直接面对“基列共和国”这个庞然怪物一般的存在,继而对之抽丝剥茧,以抓住它的核心。由此我们似乎会产生一些错觉,觉得小说对女性的探讨较之于它的前作不再那么集中。尤其是小说的主要叙事人莉迪亚嬷嬷,她见证并参与了基列国从兴起到瓦解的整个过程,留下了最有力的证言,然而这位女性的性特征却是格外模糊暧昧的。
在成为基列国权力中心“阿杜瓦堂”的掌控人之前,莉迪亚是一名中年女法官,这一社会身份也是她被大主教选中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这身份是中性化且社会化程度极高的,它所产生的价值使莉迪亚嬷嬷的处境看似与使女们完全相悖,她明显享有更高的权力、地位与声望。但实际上,作为被操控的一方,她的头脑与手腕与使女们的子宫一样,无法拥有任何自主权。莉迪亚是权力运作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犹如使女是权力的具体显现方式——集体生育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先把一个作整体的人进行拆解,进而将其中有用的那部分抽取出来,其余的则进行压缩和降维。就如作为“使女”的女性,她们必须首先是一个具象而独立的人,性别才会产生意义。然而当性别功能被粗暴地简单定义为生育,并将此功能从一个具体的人中剥除,并无限强化之后,“一名女
性能够生育”这个事实就被转化为“能生育使得女性才能成为女性”的观念。工具人的出现往往与观念有关,对观念的直接掌控则是权力的核心体现。在《使女的故事》里,莉迪亚嬷嬷看似是一种新型女性观的塑造者,比如她会给使女们观看充满了暴力和死亡情节的色情片,让女性彻底成为被观看的对象,从而起到恐吓与驯化的作用,但她自己也在被一种更彻底的暴力恐吓与驯化,那就是独裁者发出的死亡威胁。
《证言》通过对基列国建国过程的追溯,实际上是追溯了莉迪亚从一名法官到一个嬷嬷的塑造过程,这是另一类女性的命运,作者试图将之与使女们的命运对接起来。从使女到嬷嬷,从琼到莉迪亚,甚至是基列国中因备受性压抑从而导致病态的男性角色,如果只是展现其性别被征用的过程或后果,这显然不足以体现阿特伍德全部的创作理念,
她希望书写的并不“都是天使或是失去道德选择能力的受害者”,而是一个个“有趣且重要的人类—性格各异、举动不同”的人,如何在被奴役的境况之下成为非人。
被奴役的信仰
小说强烈的女性叙事色彩,使很多读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部女性主义小说,但仅将基列国看成剥夺女性自由的一架权力机器仍是不够完整的。笔者注意到,这个畸形国家正在制造的另一项重大危机:对信仰自由的彻底扭曲和剥夺。表面看,无论是《使女的故事》还是《证言》,都弥漫着一股浓厚的宗教气息。从大主教的治国理念、人与人之间平常的问候语,到使女们的穿戴,似乎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政教合一国家。正统的信仰并不回避秩序的存在,带领者与顺服者的关系不但是普遍的,甚至是被强调的。然而任何秩序都必须服从两个前提:首先它必须有一个坚实的核心容;其次,秩序的建立必须基于自由,这是彼此约束的前提,也是双向或多向互通的基础。宗教改革家们意识到神的全权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张力,承认个体具有自我意识,这既是认识神的结果,也是认识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