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 8 月 27 日，意大利詩人與小說 家切撒爾·帕韋塞自殺身亡。很多年裡，帕 韋塞都是卡爾維諾的第一位讀者，這位卡 爾維諾最為敬重的師長以第二年，也就是 1951 年，卡爾維諾的父親也離開塵世，這 位後來被寫進《聖約翰之路》的慈父既溫 柔又有趣，之後，對他的孩子影響到深。 多年之後，卡爾維諾回憶說，“父親走的路 是在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深處，在一個 人類的超凡世界(或者說人間地獄)裡開 掘出來的父親過早地離去使使 1950 年代初 期的卡爾維諾失去了最重要的親人。而帕 韋塞的離開使他失去了最重要的朋友。
卡爾維諾就是在這樣一種情境中開始 1950 年代的，他不得不與同樣充滿悲觀觀 主義的世界淒然相向。那之前，卡爾維諾已 經開始從事文學創作，寫出了後來被認為是 傑作的《作為會員，他曾在戰時參加過幾 次游擊隊同納粹在加里波第最殘酷的戰鬥， 也參加了巴亞爾多戰役，成為意大利成員 的積極分子，並在戰後為《團結報》 》寫稿。
無論是在文學上還是在政治上，1950 年代 之前都是卡爾維諾的積澱期，時代也只能給 他提供更多的時間和自由。，卡爾維諾的文 學傳奇是在 1950 年代開始的。
1950 年代的卡爾維諾首先是一位小說家。 這個身份的註腳是一段短篇小說和幾部長篇 小說，其中，《分開兩半的子爵》《樹上的 男爵》和《不存在的騎士》確實是經典之作， 直接超越了卡爾維諾的文壇頂部，他在後來 被題為《我們的祖先》的序言中對這三部小 說進行了相對詳細的解釋。。進入 1950 年代， 冷戰帶給卡爾維諾的是持續的壓力，所以他 自己說《分成兩半的子爵》是抵制這種壓力 的“消遣”之作，他並不安於接受消極的現實， 而是力圖用一種“新現實主義”《樹上的男爵》 是一部虛擬虛構和想像之作，傾注了作者對 文學的全部激情，並在其中非常非常深刻的 文學實驗而自得其樂，卡爾維諾認為，《不 存在的騎士》用一種超現實主義的歷史“事件” 描述了現代人的精神衝突，將他對時代的思 考結果，《阿根廷螞蟻》《女王的項鍊》和 對伏爾泰及康拉德的評論或點綴或延伸著這 種深度。而卡爾維諾本人則更偏愛《我們的》 祖先》，這源於他更看中關於現代人的通約 性，所以他才會說，“我希望他們被看成是 現代人的祖先家系圖，在其中的每一張身上 有我們身邊人們的某些特徵，你們的，我自 己的。”
如果說 1950 年代的小說創作體現出卡爾 維諾關於文學的天才氣質，那麼《意大利童 話》的編撰則體現了他埋首於資料的學術追 求。如今，《意大利童話》在意大利已經成 為圖騰式的童話作品集，這主要來自於編撰 者人們感動的皓首窮經，卡爾維諾收集堆 積或已經公開發表或尚未見過天日的意大 利 19 世紀民間故事，從而使認真認真的甄 別別別和篩選，最後在《意大利童話》 60 多頁的序言中，卡爾維諾以他認為，歐洲的 民間 - 其他一些方言翻譯為標準的替代， 甚至自學了一些地區的方言，這讓他成為一 位做學問的人。故事和童話資源豐富，資料 浩繁，但他願意直面壓力。他為編撰工作確 定了兩個一個目標，一是“代表意大利方言 中可考證的所有種類的童話”，二是“代表意 大利所有大區” 。他目標目標承擔辛辛的工作，對所有古典的意大利民間故事和童話進 行他還從語言，修辭，敘事等多個方面梳理 了意大利童話的特徵。確實，《意大利童 話》經此已成為傑作，，於於文學史來說， 這部童話集使意大利童話與格林童話，安徒 生童話等並稱為經典童話;之於編撰者本身 來說，這部童話是卡爾維諾當時躲避周圍世 界“奇妙的整體和邏輯”的方式之一;更重要 的是，這種學術研究式的編撰方式疊加了卡 爾維諾理論家和批評家的技術和學理基礎， 使他能夠輕而易舉地寫出《美國講稿》《為 什麼讀經典》這樣的名著。
卡爾維諾所謂“奇妙的內部和邏輯”所指的 是，在《意大利童話》付梓出版的 1956 年， “垂直事件”爆發，極大地改變了卡爾維諾對 世界和時代的認識。是在意大利中北部的叢 林中參加過游擊戰的人，早在 1944 年就加 入了國會，年輕時信奉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 義，所以意大利光復後，他與政治已經密不 可分解，而且卡爾維諾對政治的態度相當寬 容，從未因為共產意識和作家意識的衝突而 遭到煎炸熬熬或焦躁不安。1950 年代中期， 意共知識分子之間的派系鬥爭告誡其中，而 蘇共二十大之後，很多西方觀察家都認為一 個真正的充滿希望的時代已經來臨，卡爾 維諾當然也不例外，1956 年夏天，盧卡奇 訪問意大利期間還曾肯定他“對重生的共產 主義的寄望”。看到的是，一個時代尚未開 始，另一個時代也尚未結束，所以他毅然決 然地選擇與湍急的洪流劃清界限，1957 年， 他向都靈聯合委員會提交了辭呈，辭職他成 為一個政治上絕對自由的人。“這些事使我 疏離了政治生活，從而相較於之前，政治在 我內心中取代的空間小了很多”。這種態度 實際上是卡爾維諾對意共的失望，很多年之 後回憶至此，他曾坦言，“我不知道那班在 1956 年 11 月迷途的公車是否還能走回正路”， 可謂意味深長。
看起來，對於卡爾維諾來說，這是一個沒 什麼與眾不同的 1950 年代，可是與之參照， 1960 年代的卡爾維諾幾乎沒有幾部長篇小 說，他先是四處周遊，後來定居巴黎，不是 在講堂上，就是在研討會的補充席上，甚至 卡爾維諾自己也承認，“ 60 年代我扮演的 主要角色是隱士”。1970 年代之後，他先後 在《晚郵報》《共和報》上發表了一些閒散 的遊記和論文，偶有短篇小說，還有同樣是 名作的長篇小說《看不見的城市》及《寒冬 夜行人》，可是與《我們的祖先》列入，其 中部部小說更像是卡爾維諾關於文學的理論 思考，因為彼時的卡爾維諾已經不再需要被 其他人確認，但他當時一隻腳在文學之內， 而另一隻腳在文學之外。
回寫頭來，重新思考卡爾維諾 1950 年代 的生命和創作，就會發現這不長不短的 10 年對他自己竟重要。小說創作文學層次，童 話整理形成理論深度，遠離政治改變人生走 向，，造成卡爾維諾三十幾歲就成為“另一 個人”，“這個人”的標籤是清逸，澄明，深邃， 多情，又頗具少年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