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我有這個責任,這是我作為學者的本分



大多數中國人知曉傅高義,始於 2013 年 他的《鄧小平時代》席捲大江南北。百萬冊 級別的發行量,令他從學術界迅速躍入中 國公眾的視野。而早在 1979 年,《日本第一》 由美國至日本橫掃書肆(1979 年日本人口 總數才 1.1587 億,行銷 70 萬冊,是他所有 著述中,在日本受關注程度、傳播率最高的) ,早已令傅高義在日本也享受了同樣的、 應該說更火箭式也更持久的關注待遇—— 就連傅高義不幸於當地時間 2020 年 12 月 20 日倏然辭世的消息,最早的公開報導也 出自《朝日新聞》等幾家東瀛媒體。

2017 年初春,《日本新中產階級》中文 版即將付型,周曉虹教授也將近萬字的長篇 《導讀》傳給了傅高義(Ezra F.Vogel)先 生,一切準備就緒,只等傅高義為這唯一的 中文版本寫點兒什麼。畢竟,這是他的學 術處女作,發表於 1960 年代初,所作觀察 也是 1958-1960 年的日本社會,對於半個 世紀後姍姍來遲的譯介出版,他怎樣理解, 如何評判,我們想听他自己對讀者說。


很快,傅高義的中文版序來了: 這本書是根據 1950-1960 年間我以日本 中產階級家庭為對象所做的一項研究寫成 的,令我非常驚訝的是,中國的出版社會對 這部半個世紀前出版的有關日本家庭的著作 發生興趣。 當然,近來許多中國家庭已經步入中產階 級的生活方式,他們中的一些人尤為關注日 本中產階級的現代生活方式,在文化的諸多 面向上如何受到來自西方的影響。

他還簡述了與第一任妻子蘇珊娜到日本做 田野調查,訪問六戶生活在東京郊區的“新 中產階級” (特指在大公司和公共機構就職 的白領工薪族,迥異於以小農場主和獨立商 人為主體的“老中產階級”)家庭,兩年後回 美國寫成報告並發表的過程。隨即筆頭迴轉, 再次關照中國讀者,他知道中國家庭裡的妻 子,不是日本全職主婦型的,不需要犧牲社 會角色,但“和中國的中產階級家庭非常相 似的是,日本的父母也都全力以赴支持孩子 們備考,以便他們能夠在學業考試中出類拔 萃”。何其精準,又何等的切近。

21 世紀是不是這部作品在中國出版的恰 當時機,他沒有說,但似乎他和我們一樣心 有答案。 這本近 30 萬字的專著,不誇張地說,是 傅高義日本研究三部曲中最為紮實、奠基石 般的作品,儘管從數量上看,無論他自己還 是國內外讀書界,遠沒有像《日本第一》那 樣被拿來一說再說,但它的重要性值得重視。 這位求學期間對日本尚毫無了解的社會關係 學博士,在 28 歲的年紀,帶著同樣受過社 會學訓練的妻子蘇珊娜和一歲半的兒子,從 哈佛大學飛赴東京再轉去郊區的 M 町,一 邊學日語,一邊與一些家庭形成親密的熟知 關係,設計了非常專業的調查問卷。在 M 町的上班族乘火車趕往市中心上班後,蘇珊 娜訪問妻子 / 母親,傅高義訪談丈夫 / 父親, 做了任何一個人類學家都很難不承認的深度 “情境化的參與式田野調查” ,從主角工薪 族們的工作、與公司組織的關係,到子女的 學校,到家庭關係,到性別分工與相處,最 後到社區管理。他不僅發現了剛剛升起的日 本新中產階級,還將其引人入勝地描述成一 種文化典範,同時又是經濟範疇,諸如如何成為代表“光明新生活”的消費者等等。此一 核心發現與生動細緻的呈現,使得著作發表 之後很快被認可,最終成為深刻影響美國的 日本民族志研究的代表作、理解日本社會的 “試金石”。尤為可貴的是,其後的二三十年, 傅高義和蘇珊娜與調查的家庭之間一直保 持著聯繫,追踪、分析工薪族的生活與精神 狀態的變化軌跡。書中閃耀著方法上的貢獻 與事業激情的光芒、預言新興力量的前瞻性 等,都是無可替代的。

2013 年《日本新中產階級》在美國出了 增訂版,補入後續幾十年的研究成果,和一 章含金量很高的附錄:一份長達 12 頁的“田 野研究報告”(傅高義毫無保留地披露他們 實踐出來的民族志的做法,被耶魯大學人類 學教授威廉·賴·克里激賞為“卓越的討論”, 具有某種典範性)。如果了解這些,那麼再 看傅高義在增補版“後記”裡坦承“對一個上 了年紀的學者來說,很難想像還有什麼事情 能夠比得上看到自己半個世紀之前寫成的 第一部紀實性著作的再版帶來的專業性滿 足,這部在長達兩年的田野研究基礎上耗時 一年多寫成的著作,傾注了作者的心智、腦 力和青春活力”,當能理解甚至認同他這份 自信和懷戀。

大多數中國人知曉傅高義,始於 2013 年 他的《鄧小平時代》席捲大江南北。百萬冊 級別的發行量,令他從學術界迅速躍入中國 公眾的視野。而早在 1979 年,《日本第一》 由美國至日本橫掃書肆(1979 年日本人口總數才 1.1587 億,行銷 70 萬冊,是他所有 著述中,在日本受關注程度、傳播率最高的) ,早已令傅高義在日本也享受了同樣的、應 該說更火箭式也更持久的關注待遇——就連 傅高義不幸於當地時間 2020 年 12 月 20 日 倏然辭世的消息,最早的公開報導也出自《朝 日新聞》等幾家東瀛媒體。

日本對傅高義或者說《日本第一》的高度 關注,我的記憶裡還有一個旁證。 2016 年 3 月,經傅高義授權的中文版《日本第一》 開機首印,到 7 月連印四刷,不僅開印前渠 道方面對此書會不會引起某種不適的疑慮被 打消,旋即還接連收到兩家日本媒體的採訪 要求。其中一位見面先說,“我從上海書城來, 看了排行榜”。 《日本第一》的熱銷,喚起 他還是少年時看到大小書店此書必在顯著位 置的記憶,他問,為什麼時隔三四十年,日 本已經不再到處買買買了,中國還有這麼多 讀者想讀這本書?

我猜測發問的他,正是經歷了日本從奇蹟 般崛起的黃金時代走向“失落的 30 年”的一代。 那也是傅高義《日本第一》在美國備受爭議、 在日本收穫巨大聲譽、隨後質疑與讚譽一直 伴隨這本書的 30 餘年。那恰好還是中國改 革開放的 30 餘年。

時代是巧妙的,它自有安排。有時,提問 亦即回答。 也是在 2016 年,傅高義接受中國社科院 日本所的邀請,參加 7 月在杭州的中華日本 學會 2016 年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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