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突然成為中國尋求富強的導師。最為保守的日本漢學家卻並未適應中國導師的身份,在他們心中,中國文人趣味仍是畢生追尋的生活典範。據說,吉川幸次郎畢生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個純粹的中國文人。生活略早於吉川的著名漢學家青木正兒(1887-1864)更直
白地對軍國主義說不。在日本最瘋狂的年代,青木正兒在談起明朝人朱曰藩《人日草堂詩》時信筆寫道:“雖然迎來了龍攘虎搏、驚天動地、前所未有的新春,但我輩迂人並不會因此有什麼吞併大東亞的雄渾構想......筆者的自我陶醉,與家國實業完全無關。”這是1944年的新年,青木正兒卻仍與他欣賞的“揚州八怪”之一的金農一樣,秉持“我思古人”的情懷,在追尋中國古典趣味的道路上獨立不倚。《琴棋書畫:中國文人的生活》是青木正兒的隨筆集,記載他所認識的中國人生活以及其人生履痕。全書主要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的《琴棋書畫》《文房趣味》《中國文人的生活》《兩種典型的宋人趣味》《惠山竹茶爐佳話》《聯句淺說》《白樂天朝酒詩》《詩酒雅集》等,談的全是典型的中國文人生活;後一部分如《祇園豆腐》《味三題》《竹窗夢》等主要是飲食見解及個人生活回憶。全書文章看似鬆散,然從兩部分的內容來看,大概前者代表青木正兒的文人生活理想,後者代表他對中國文人生活的實踐。青木正兒並不喜歡唐代以前的奢華趣味,心儀的生活趣味是宋朝的質樸和清簡。這種趣味既可是貴族的雅趣,也可以是江湖文人的清趣。前者如同南宋名臣張浚的後代張鎡,後者則如林逋的後裔林洪。富貴的生活不是炫耀奢華,而妙在清致可掬;清貧的生活也並不彰顯鄙陋,反倒洋溢山林湖海的天然姿態。如此一來,人生的遭遇無論是窮困還是騰達,都可以覓得一方清趣。深味於這種文人生活理想的青木正兒,早年研習中國畫,也曾從著名畫家富岡鐵齋問道。在他決定研究中國戲曲時,是以王國維贈送狩野直喜的抄本戲劇集為研究材料。一旦青木正兒來到中國,他就迫不及待跑進戲園聽戲。他對中國的生活如此好奇,以至於一旦記錄北京街頭民俗,就是著名的《北京風俗圖譜》。北京的京劇,江南的崑曲,他一一了然。這種漫遊中國的經歷,為他寫作《中國近世戲曲史》提供感性的認知。青木正兒因是書獲得博士學位,此書也獲鈴木虎雄稱讚為“不求功名得功名”。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影響式微。青木正兒這樣逆著潮流而上的人,顯得相當倔強。他反復強調“懦弱如我卻總是汲汲於一己的生計,無暇顧及天下國家”。他對高調的日本軍國主義文化毫無興趣,而斤斤於考量中國的豐富。在青木正兒心中,中國乃是真正的故國。因為戰爭及隨後的歷史阻隔,青木正兒無法再踏足中國土地,故而他的文章似乎就是紙上游歷中國的集錦。他考證琴棋書畫的歷史源流,從最早的“琴書”對舉,到後來的“琴棋”並稱,條分縷析,令人目一新。讀他傳統文人“四藝”的考證,彷彿一次漫遊中國古代文人生活的歷程。而他對“文房四寶”的述說,恰似在紙上給我們繪就一幅中國文人的書房圖。最令人驚異的是青木正兒對中國文人生活類型的分類。他以為中國古代文人生活方式約分為官僚、幕賓、鬻文、交遊、隱逸五種。這五種生活方式對應的財富逐步遞減,而精神自由度則逐步提升。
青木正兒認為,文人“創作動機大多與生計無關,有一片自由的天地。這才是作為文人真正有意義的尊貴清高的生活方式”。對於文人理想生活的嚮往,與青木正兒的現實選擇對照,更令人感慨。早在京都大學讀書時,青木正兒的導師——日本著名文學家幸田露伴曾說,“青木君能成為評論家”。可惜青木正兒自認為沒有“秉筆搏向社會的文才,也沒有勇氣,最後還是選擇了教壇謀生的安逸之路”。當現代教育體制建立之後,傳統文人的幕賓、鬻文和交遊的生活大規模受到衝擊。青木正兒這樣欣慕文人生活的人,也只能向現實低頭。
可是,只要有一些空間,青木正兒仍有意模仿中國古典文人的趣味。譬如對於飲食,他有特別的愛好。他翻譯袁枚的《隨園食單》,食指大動,寫下《華國風味》。對中國的鰻魚、餅、豆腐等食物,他都寫下諸多精妙的小品。即便在日常酬應上,他也處處流露文士風度。他的老師狩野直喜六十大壽時,青木正兒特意在北京琉璃廠挑選清代著名詩人張維屏的《花甲閒談》,那是以圖畫敘述六十年人生經歷的精美書籍。對壽禮的用心,體現中國文人以書籍之為禮物的風雅用心。青木正兒對中國文化是如此喜愛,以至於中國的文學、美術、花、菜餚,他都認為比日本的“香氣要濃”。對於日本近代著名畫家富岡鐵齋,青木正兒認為富岡鐵齋修繕洛北詩仙堂的意義比他的書畫成就還重要,因為青木正兒“最敬佩的還是這種類似中華文人風格的天性”。這種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使得他有時不免驕傲,譬如在《竹窗夢》中評價狩野直喜在戲曲研究的貢獻時,青木正兒認為,“北京大學曾經有吳梅氏講授過元曲課程,可能也是我們京都大學的效顰之物。即便並非如此,著先鞭的也應該是君山先生所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