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沒有試過用文字來書寫達利，就像是西西弗斯的推石頭故事，雖是荒謬，卻是必須。
對於超現實的人物，我們有保持沉默的必要；唯一例外的可能是，我們用超現實的方式讓文字自己說話。因為如果達利重返陽間，他只會接受荒謬的書寫。
還有兩撇鬍子，這是他所希望的，後人對他的唯一記憶。
造夢
我從「Salvador」這個名字總會聯想到一種地中海的貴族氣質，就像是“Salvatore Ferragamo”鋪子裡的商品標價牌一樣。所以當出生中產家庭的達利被父親在1904年5月11日冠上這個名字的時候，我想達利已經註定要和「紙醉金迷」打一輩子的交道。
他從小長大的故鄉卡達克斯是一個地處西班牙與法國交界的海畔小鎮，也許是加泰隆尼亞的醉人海風哺育了達利明亮的雙眼，繪畫就像是一種用手與顏色去捕捉他幻想世界的攝影術。從小學開始，父親、鄰居、路過的行人；家中的庭院、葡萄藤架、餐桌上的水果盤和麵包籃；還有海邊的礁石和浪花，處於卡達克斯的一切都沒有離開過達利的眼睛，直到他的律師父親終於放棄了培養他成為另外一位律師。
然後達利就被送去了馬德里的藝術學院，正式成為了一名藝術家，他的一生也就如此展開了。
他在學生時代甚為迷戀那些經典的風格，印象派，新古典主義，還有紅極一時的畢加索，臨摹和重塑是達利在藝術學院的唯一生活，過多、繁瑣的遵循經典也讓達利覺得想要嘔吐，最終他也在二十二歲的時候離開了藝術學院和西班牙的生活圈。他去了一個對我們來說熟悉的地方，每一個藝術家都會與之愛恨糾纏的地方：巴黎。
如果你是一個藝術家，你應當從來不會熄滅自己前往巴黎的夢，當然夢是否挑選了你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只要埃菲爾鐵塔和羅浮宮的花園沒有被原子彈炸成碎片，歐洲大陸，甚至是美洲、亞洲的藝術家總會蜂擁而至來到這個被他們當作夢想的地方，比如安格爾、梵高、塞尚、畢加索、馬蒂斯。當然達利也不是一個與生俱來的超現實主義者，來到巴黎之前，他只是懷揣著一個非常幼稚的夢想：畫一些不是印象主義的作品來養活自己。我不知道如何評價達利的圓夢與否，可我知道巴黎喚醒了他心底的另一個達利。壓抑和焦躁之所以危險非常，在於它們的無法釋放，但巴黎輕輕安放了達利自小古怪的情緒，就像是一部失焦已久的照相機，突然被人擰到了舒服的光圈與焦距之上。我想按下快門那隻手應當屬於巴黎的很多人，包括《安達盧之犬》的布紐爾（Luis Portolés）、《超現實主義宣言》的布勒東（André Breton）、同去加泰羅尼亞沙龍聚會的艾呂雅（Paul Éluard）夫婦──特別是艾呂雅夫人加拉，達利第一次看到她時已經忍不住說：這是我的繆斯女神。
卡拉借給達利的超現實生命，如同一個甜蜜但又血流不止的傷口。所以達利從卡拉來臨的1929年開始，成為了一個高產的藝術家。達利的超現實思想裡，在人的生命中現實的原則總是對抗著歡愉的原則，激烈的防衛鎮壓著智識，透過低俗的人道主義情感，透過像是對工作的熱愛等等這類我們唾棄卻又包裝精美的詞語，反對一切，這樣的防衛可能導致的就是手淫、暴露狂、犯罪。
所以達利要盡情地釋放，超現實主義革命在本質上就是道德秩序的革命，達利的革命在本質上就是性和慾望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