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俄羅斯而言，十九世紀是一個既被 祝福、也受詛咒的世紀。彼得一世改革百 餘年來西歐與俄羅斯的碰撞與融合，在第 一次衛國戰爭的催化下，終於成就了從沉 沉泥潭升起的璀璨星叢，無論是政治立場 的激進抑或保守，文學領域的自然派還是 唯美主義，幾乎每一個思想陣營都有振聾 發聵的名字橫空出世，每一種思想都預言 著下個世紀摧枯拉朽的風暴的每一個側面。 與思想文化的燦爛相對應的是社會現實的 波譎雲詭，十九世紀的俄國史如同整本《約 翰福音》那樣，光明常伴有黑暗，新生與 死亡總是不分彼此，在半被動地走向現代 的過程中，劇烈的社會變革帶來劇烈的時 代陣痛，背後隱藏的是幾代俄國知識分子的上下求索和幾代俄國普通百姓的生活與命 運。在愛憎鮮明、自罪自苦的俄國性格所點 亮的諸多思想中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獨特 性在一百多年中被從諸多層面分析和評價， 而約瑟夫·弗蘭克和他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 斯基傳記及其縮寫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作 家與他的時代》，則是從社會歷史意識形態 角度解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品的最佳 代表，甚至可以說，這是一本從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視角出發對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俄國社 會思想史進行多方位審視的巨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十九世紀的“颶風” 中的位置一向眾說紛紜，在弗蘭克的筆下， 他既以特立獨行的立場與激進風潮“氣場不 合”，亦遊走在不同陣營之間，對異見知識 分子懷有深刻共情，將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 具象化為綜合了歷史神話象徵的小說人物， 成就了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一系列文學作品。 同時，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諸多原創思想， 使他成為了始終以俄國人民的最深切利益為 出發點的“先知”。如果意圖了解陀思妥耶夫 斯基更多的私人生活細節，這本書的相關內 容興許並非是最詳盡的，而如果想要充分感 受這位偉大作家生活和創作的年代裡那些熠 熠閃光的諸多俄國思想與風起雲湧的社會氛 圍，以及陀氏在此情境之中天才的、包容綜 合的獨創性，這套兩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傳記想必不會讓讀者失望。
一直以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為鮮明和深 刻的面貌，就是以俄國激進知識分子的反對 者而呈現的，他的政治立場通常會被劃入保 守主義的陣營，而他也的確和當時俄國的保 守主義者來往頗為頻繁，譬如他因為貧窮而 接受他們的資助，譬如他時常就一些社會問 題、如猶太人問題、青年學生暴動問題和俄 國外交問題等與這些和沙皇政府更為親近的 人達成基本一致，而在思想史層面，陀氏的 小說也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著名的“反虛無 主義”文學風潮中坐頭把交椅，直到作家的最後一部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 ，也始 終未放棄對異見知識分子的質疑，甚至其 中《宗教大法官的傳說》更是精準地預言 了二十世紀俄國革命所帶來的“世紀病”。然 而，陀氏的政治立場事實上頗為複雜和耐人 尋味，儘管他大體上可以被視作是十九世紀 俄國保守主義的一員。與一般的官方保守主 義者恐懼“變革”“平等”與“自由”這些意識形 態進入俄國民間有所不同，作為作家和思想 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選擇保守的政治立場， 其出發點更多的是出於對俄國普通人民的 熱愛，他認為激進知識分子的思想雖然切中 了俄國人民最迫切需求的“土地與自由”，但 是這些異見者在實踐他們思想的過程中，卻 因為理念凌駕於現實、手段過分讓位於目的 而將人民的實際利益拋在了一邊。在審視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偏向時，“人民”是至關 重要的核心，所以這使他在反對俄國異見知 識分子過分冒進的實踐的同時，也對他們頗 多共情和理解。而且，文學擁有對細節特殊 的表現力，作為“一切皆文學”的俄羅斯思想 的中心，俄國文學在參與構建俄國十九世紀 社會思想史的同時，也為偏重推演邏輯與揚 棄現實的政治範疇，提供了不拘泥於單一立 場的更為立體和豐富的視角。
正如世所公認的那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一生被西伯利亞的流放經歷分為前後兩個 階段，然而，陀氏的思想流變並非是如表面 看起來那樣是“斷裂”的，雖然西伯利亞作為 他政治立場徹底轉變的契機橫亙在他的兩 個創作時期之間，但即便是在“死屋”帶來的 靈魂拷問中，他的思想裡也始終埋藏著一條 堅韌的線索，即對人民最根本利益的關注， 這種關注在宏觀層面與十九世紀後半葉的 激進知識分子有諸多共通之處，俄國人民的 “土地”與“自由”是他們不斷反思自身與詰問 社會病徵的最根本動力之一，在這一層面 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同時期異見知識分子 之間不單單有立場上的齟齬，他在成為一個偉大作家的過程中，與激進派的共情與理 解，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品不可被 忽視的重要面向。弗蘭克在陀氏的傳記中指 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中的陀思妥耶夫斯 基所關注的那些“更具體、更現實，與俄國 有關的社會問題”，他在尚且年輕的時候出 於對俄國農奴制的痛恨而發出的那些類似於 “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的質問，事實上在 後西伯利亞時期亦時時出現，並在十九世紀 七十年代，即在堪稱是對俄國激進知識分子 傳統進行非同一般的嚴厲批判的小說《群魔》 發表之後，一步步得到了更為立體的發展和 闡釋。
我們必須注意到，即便是在“反虛無主義” 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激進知識分子自始 至終亦懷有深刻的了解甚至共情，陀氏懷著 “對俄國普通人民的信仰”去反觀這些知識分 子的思想與實踐，將這些不同的理念和聲音 化作不同的人物，賦予他們眾聲喧嘩的平等 舞台，並竭力對他們每一個人的聲音都進行 頗具說服力的刻畫。如果沒有與異見知識分 子的共情，陀氏無法寫出“分裂”和“異見”兼 具的拉斯柯爾尼科夫，也無法展現斯塔夫羅 金獨有的、仍帶有神聖印記的“路西法之美”， 這些人物將只能是三流作品中作為符號的“惡” 的存在，而非像如今那樣深入骨髓。在《群 魔》完成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與年輕一 代知識分子的接觸中對民粹主義的根源性問 題意識有了更為全面的認知，嚴厲而尖刻的 “反虛無主義”逐漸開始向彌合與異見知識分 子之間分歧的方向發展。陀氏本人對激進知 識分子的“父親”亞歷山大·赫爾岑後期關於 俄國村社與俄國獨特道路的思想一直頗為認 同，同時也如赫爾岑那般對西歐社會 1848 年後瀰漫的庸俗市民氣和對歷史的漠然而感 到極端不適，並且呼籲，俄羅斯的近代思想 雖然起源自西歐，但西歐的發展已經走到了 盡頭，想要完成解放人民的歷史任務，終究 還是要將俄國的傳統歸為中心。